類似詹姆斯·邦德和杰森·伯恩等角色塑造了我們對間諜工作的文化觀念。但這些電影大部分都是美國和英國拍攝的，與澳大利亞情報機關并沒有太多關系。
公眾對澳大利亞信號理事會(ASD)、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澳大利亞秘密情報局(ASIS)以及澳大利亞地理空間情報局(AGO)等組織的認知與他們的海外同行緊密相關，特別是熒幕上的形象。
就以諜影重重系列電影(2002-2016)和刺殺本拉登(2012)為例，后者對奧薩馬·本·拉登的搜捕工作進行了有爭議的呈現，兩部電影都將情報機關表現得陰險兇惡。
電影中通過水刑和其他迫害手段表現了美國的酷刑，污損了美國情報機關工作的形象，澳大利亞的也受到波及。
雖然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呼吁這些刑罰的回歸，但這些舉措在美國仍然不受認同，并且澳大利亞也是明確禁止的，但污點無法抹消。
過火與監督
這種壞名聲在奧利弗·斯通的2016年傳記電影斯諾登中仍然存在，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男人致力于揭露美國公司安全局(NSA)在缺乏明確法律制裁的情況下收集美國公民數據的卑劣行徑。
愛德華·斯諾登的揭露在那時因公民自由福利而廣受歡迎，但軼事記錄表明這減少了“五眼聯盟”網絡內的信任，損害了國際關系，包括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的關系。
斯諾登的舉動，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在熒幕表現中，都促成了信號情報是一種侵入式和誹謗力量的流行觀點的形成。但在我看來，某種程度上由于具有緊密法律和監督，澳大利亞人的經歷與美國同伴的感覺迥然不同。
大部分人并沒有認識到本地情報機構可以被近幾十年來涌現出的幾種機構和機制追責，特別是大量皇家委員會的出現。
這些機構包括情報安全總檢察長(IGIS)、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PJCIS)、情報服務法案(ISA)，他們會設定監管ASIS、ASD、AGO的規則。當然這并不能形成重要的觀察。澳大利亞還有相關的法律進行監督。
正確看待情報機構
更近期的類似天空之眼這種電影，在刻畫當前情報機關現狀方面更為準確。
電影中展現的很多能力都是真實的，特別是利用空中傳感器、信號情報、衛星圖像以及地面人主體等技術實現更具體、更具時效性和行動力的情報機構，還有這引發的道德問題。
在天空之眼中，米倫的角色和她的上司面臨衡量成功定位恐怖分子元兇和無意闖入導彈目標區的無辜小孩之間相對價值的選擇。類似的兩難決定會在情報人員的余生中縈繞不去。
但是，夸大之語仍然甚囂塵上。類似于Homeland和紙牌屋等影視作品中的情節仍然將情報機關表現為壓迫對手和損害政治進程的禍首。
這些刻畫在演示技術監督能力和不同文化和語言邊界之間分析限制這一點上常常是正確的。不過可以理解的是，導演和制片人會傾向于夸大使其更加戲劇化。
不過由于有如此多對各種情報機構的冷嘲熱諷，以及部分由于這個世界中的杰森·伯恩，還有各種新興的情報安全挑戰，定期檢查監督情況和管理安排至關重要。
我們必須保證所有具有保衛邊界安全和反擊極端主義任務的機構在目前類似前文提及的PJCIS和IGIS等管理安排下共同協作。這些活動的目的和功能應該對民眾更加透明。
雖然目前還沒有被翻拍成轟動一時的電影，但巴黎的巴塔克蘭劇院和尼斯事件、柏林和倫敦的汽車襲擊等悲劇都表明，情報機構和警方正在試圖追捕比以前更精明更能反監督的對手，并且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還將持續。
澳大利亞的情報和安全機構正在適應愈加復雜的威脅。或許澳大利亞的2016年電視短劇秘密城市預示了未來的某些“邪惡行為”。
John Blaxland(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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